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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文集(政右经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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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文集(政右经左版)“序”

公共知识分子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它跟20世纪“五四”时代类似的现象有根本的不同。那个时代,除去周家两兄弟鲁迅和周作人,别的“公共”知识分子怕都是在民族主义思想观念里吸取养分的,都没有逃出民族主义这个大樊篱。民族主义思想形态虽然可以以虚假的道义辉煌欺骗地满足人之为人对尊严的渴望,但却是地地道道的反动力量。它让个体在虚幻的荣光中自愿献身,却正是以这种方式将个体完全彻底地占有,连她/他的肉体生命也被做成了中华民族嗜血的价值观的祭品。“五四”以后逐渐成熟的那股我们所熟知的、于50年代体现为中国政权的社会力量,逐年累积,不断壮大,最终编织了50年极端黑暗的历史,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愿意让我们的思想活动遵守同一律——正是对“五四”年代“公共”知识分子民族主义思想基底的一个集中说明。而“政右经左”君所注意到的公共知识分子现象却很不一样。它已经不再是民族主义的了,甚或也可能是个体主义的了。这些“分子”的思想言论里有自由的信念,有民主的理想,有正义与公理的光影,有良知与尊严的支离景象,而这都是因为他们做到了以或许不那么完整的个体主义而非民族主义文化姿态去思想,去表白。即便是像蒋庆、康晓光那样的“分子”,也不过属于某种滑稽小气的文化民族主义而已,不再是民族主义的了。 跟“五四”时代“公共”知识分子不一样,那么,现在的公共知识分子跟古典时代的王充、陆象山、王艮、李贽那样的知识分子是不是一样呢?不一样;因为他们还构成不了“公共”。中国的古典时代没有公共知识分子;士只是想卖身又要立牌坊的婊子,不算知识分子。(虽然“政右经左”君的百人名单里或许也有婊子,但不会很多。) 那么,诸子百家呢?应该说他们是公共知识分子,但与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同。诸子时代,思想是天然的,是无压力的。而今天,体现在公共知识分子身上的追求却是普遍压力之下的思想产品,压迫力量既是这些“分子”借以表达的必要思想环节,同时也在反面证明了他们的不幸遭遇和道德勇气。 另外,其独特性还表现在,我们无法使用目前世界范围内流行的任何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来理解、分析当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现象。中国没有哪一个人,如果他不是个笨蛋的话,是按照赛义德关于知识分子的界定去开展他的文笔生涯的。他们都是“自然而然”地走上那条公共知识分子之路的,他们靠着天生的个别性和坚韧品格,靠着良知的微弱之光和责任心的最初觉醒,靠着对自由人生的揣度和对人生使命的信仰,思考中国与世界,反省文化与生存,感受社会与苦难的生活,最终形成了透过专制政权的夹缝得以表露的个人化的思想和主张。这些主张虽是不很明确的,但它们的反对面却是明明白白就在我们眼前的,虽还缺乏长远的眼光,但却也必然成为中华民族走进现代人道主义人生的不可或缺的步骤。他们付出了很多,得到的却很少,滋养了中国人平庸懦弱的心智,却没有得到什么名利的补偿,他们在内在心灵生活里忍辱负重、艰难跋涉,然而中国人生生存论重建以及道德重建的奖赏并没有落在他们头上。他们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但他们仍然坚持做下去。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只有中国才有,别的地方没有。 除了它是新的、独特的,公共知识分子现象还是中国良知的体现。王守仁说“良知”,说得好,但却没有说得明白。其实,所谓“良知”就是干净的思想,是真思想,是合逻辑的思想。什么是“合逻辑”的思想呢?比如说吧,人家整了你,把你整得很惨,惨不忍睹,结果呢,到头来你还为人家说好话,把努力为你讨公道的人说得很坏,这就是不合逻辑,没良知,思想不干净。“政右经左”君的这一百个知识分子,有许多我是了解的,他们的作品体现良知这个古色古香的价值观念。他们的思想完全可以被看作对此前悲惨的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次合乎逻辑的反拨,使真理在假象(反对面)中得以现形。 公共知识分子现象还是自由民主的温床。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最后还要说一点,这也是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点:公共知识分子现象有可能成为重整中国学术使其进步到真正的现代学术的一股极为重要的思想力量。 中国的靠所谓的“知识”混饭吃的“分子”,尤其是那些搞鲁迅的,搞《文心雕龙》的,搞胡塞尔、海德格尔的,这一类的“分子”,往往看不上“公共的”知识分子。他们以为,后者是非学术的,不专一的,不深刻的,而只有他们才算得上真正学者,有真学问。在我看来,真相在这里完全被搞颠倒了。也就是说,恰恰是那些以为自己所做的是“学术”的人其实根本就不懂学术,也不知道什么是学术。 什么是学术呢?德国的哲学家康德是真正的学者,他的学术也是真正的学术,这一点我想我们大家可以达成共识。那么康德的学问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康德首先是个真正关怀人类生存的人,然后才是个所谓的学者。他关怀生活,人类的每一种苦难造成的痛苦体验都会使他坚定探索真谛的信念,他于是严守思想的本来的规律孜孜以求地探寻脱离苦难走向幸福的道路,他于是也就写出了直到今天人们也还在研究的“三种批判”。康德的这种关怀我们只要认真看一看他的《实践理性批判》就可以十分清楚。康德的思想是当时欧洲思想的最高法典,它不仅完好继承了笛卡儿哲学所唤醒的作为现代世界第一笔财富的主观性,趟过了经验主义哲学怀疑论的沼泽地,而且由于它的启发,我们人类终于在他之后不久就收获了作为现代文明最基本生存论原则的“我”(即自由原则的最完整形态),——这便是费希特的思想。康德对知性(也即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知道”)并不很完美的规划,他对上帝、灵魂、自由这三种观念真正合法的使用,事实上为我们铸定了现代世界的内在结构。其学问可谓伟哉。他的这学问可不是从“学术研究”那里来的,而是直接发端于他的深切的关怀。有的人还五体投地地把康德写的《什么是启蒙》翻译过来弄到中文刊物上到处发表,当作论文范本看待,而其实根本就没有闹懂。《什么是启蒙》这篇文章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是对康德研究信念的一个注解,它简单明了却并不完整地说明了一下康德为什么要花那么大气力去检查当时整个欧洲流行不败的思想方式,也就是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后来被黑格尔称为机械形而上学思想形态的那种思想方式,也还就是我们中国人百年以来一直钟爱的其实他妈的不过是某种蒙昧的、堕落的、懦弱的客观主义的思想方式,看看那种思想方式到底有什么不妥,于是才写了《纯粹理性批判》。那篇文章的价值根本不在于它是不是解释了“启蒙”这个词儿的含义,再说,作为一篇文章,用我们中国写手的标准衡量,《什么是启蒙》写得根本就不怎么样,承转启合,什么都没有。 只有真正关怀人类生存的学术,才可能是真学术。 比照一下,中国的学问家们所做的“学术”又是什么货色呢?除了是一个饭碗,一个肮脏的也有点血腥气的饭碗,什么也不是。中国的学术不过是人类心智的一种常常被邪恶的权力意志所利用的杂耍儿,花样翻新,眼花缭乱,毫无意义。有一次,我有幸参与了李怡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诗歌欣赏》。我们是师兄弟儿,他出于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怕我写不好,专门为我复印了一些范本文章,让我学着写作。这其中有一篇孙绍振的专门谈论诗歌创作心理学的。这篇文章让我见识了中国理论家的无知和自以为是。我虽对思想本身的运动规则未必吃得很透彻,但却也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孙绍振的文章不过是按照形式逻辑的规律把几个可以跟心理学这个观念沾上边儿的词语排成序列而已;安排得虽然很精致、齐整,把人忽悠得云里雾里的,但其实行文过程除了是一种理智的迷失的忙碌之外,什么也不是。孙绍振还算是顶呱呱的一位,你想想整个文艺理论界会是个什么情况。整个中国学术,哲学的,历史的,文学的,批评的,文论的,文学史的,经济学的,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都在迷失地忙碌着,都属于堕落的日常理智的故作高深的花样翻新。 我在公共知识分子现象里看到了一点希望。这倒不是说,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可以直接缔造具有学术史价值的专业话题,事实上,从目前情况看,这也是不可能的。而是说,公共知识分子行动能够一定程度地压缩中国学术的思想地盘,并最终使它成为一块极为狭小的思想领地;这时,我们这个社会里的流行观念就会淡漠它离弃它甚至蔑视它,视它为肮脏无耻的思想场地,——君不见眼下社会民众对中国学术的调侃和怨恨态度?还有,公共知识分子行动可以消解热心于探索的思想活动对中国学术论题的兴趣。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学术的差不多所有专业论题都是趣味化了的,学者们并不仅仅是为了一口饭吃,虽然也不乏这样的人。思想只有在那里“嗅”到了兴趣的味道,才会向着那里运动。这说白了也就是,中国学者是因为体会到了乐趣,——觉得很是快活,才去做他们那个学问的;他们每当睡不着觉的时候,就翻来覆去的猛想,一不留神儿,就冒出个思想的火花儿,说不准哪个自己熟记的词语就会蔓延成一种可以为思想活动提供新的运作方向的观念。这样的话,由于思想总是要忙碌的,思想不可能不忙碌,思想于是便在这样的专题化的作业里获得了某种其味无穷的乐趣。比如,王一川先生搞了一个新概念叫作“叙事钩沉”,他的学生周志强就常在我面前使用,他以坚定的、沉稳的语气说出“叙事钩沉”这个词语,并用富含韵律感的句子将这个词语围拥起来,以便做成一段听上去蛮有道理的思想。他言说时的深沉情绪、专注的快乐、期盼应答的眼神乃至完全投入、和谐一致的躯体动态都告诉我,他是乐在其中的。这不难理解,思想总会为自己拥有了新的作业方向而感到快乐。但是,当这种思想活动与“用小型核弹头打击台湾完成统一”这个设想(这位可爱的先生曾这样设想)共同出现在同一颗头脑里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叙事钩沉”这个概念再新奇,也没能让思想走出与现代人性论背道而驰的观念体系。其他者如陈思和的“民间”,蓝棣之的“症候”,某某某的“外省空间”,等等,其思想体格都是跟“叙事钩沉”一样的。这些观念之所以能够大面积地占有思想活动,主要是因为我这里所说的“趣味化”的关系。与中国学术相比,体现现代文化价值的各种观念、概念如自由、民主、人权、公民等大量出现在公共知识分子话语当中,这种情况会以慢慢渗透的方式削弱体现在中国学术作业上的趣味,从而将思想引领到个体主义文化方向上来。 我以为公共知识分子现象是一种可贵的思想资源,同时我也以为,“政右经左”君所做的这个事儿,如果做好并且坚持下去,会是一项颇有意义的文化工程。 我这么说,诸君大概会以为我是在忽悠,在故意吹捧这位连其名字我都不知道的“政右经左”。其实不然。 公共知识分子现象的社会学体格我前面已经说了。显然,它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现象。把这样一种现象加以整理并推动之,不可能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让我们反过来想一想,“文化工程”,这个词儿怕是我们大部分人都熟悉的。我们总能听说这个“文化工程”,那个“文化工程”,政府主导的,民间哄抬的,捐赠资助的,对唱搭台的,有好多,我就听说过许多。可是,收成又怎么样呢?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因此就多了些思想积累、距离现代价值观又进了一步呢?没有。我估摸着,“政右经左”君所做的这个工程会为我们这个社会提供一些精神性积累,而不会又是一项豆腐渣工程。 泛而言之,任何评选事业都会发生较大的社会性影响,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社会里各样评选活动特别多的原因。“政右经左”君所做的其实就是一种评选作业。不过,与这个社会里别的评选作业不同,他的这个评选似乎别有一番深刻含义。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都知道,康德对当时的欧洲思想做了一次彻底的审查,审查的结果便是那三个“批判”。那么,假如我们也对当前的中国思想做个审查的话,结果又会如何呢?我们不能指望像康德那样居高临下地用三个“批判”将现代人生的基本法则确立起来,但我们总可以做到这一点:看看中国思想里,哪些观念是好的,哪些意见是值得鼓吹的,哪些人的思想是有收藏价值的。中国思想,好是繁复,有反美仇日的,有企图权谋的,有纯于“学术”的,有忙于“钩沉”的,有经济至上论的,有和平崛起论的,还有寡廉少耻自称“自由主义”、“左派右派”的,应有尽有,繁复而跌宕。那么,在这各种思想形态中,哪些形态才是稍有价值的呢?对此,见仁见智,我则以为,以公共知识分子现象获得体现的恐怕是最有价值的思想,是真正可以为社会进步提供辅佐的思想。对我的这个论断,即使有什么反对意见,那这意见也很难站得住脚。 因此,“政右经左”君的评选作业实在可以说是一项有深意的计划。 在这篇序文结束之前,我还要对“政右经左”君说几句建议性的话。就当前的中国社会所遭遇的信誉失败而言,作为一项颇有意义的文化工程,这样的评选作业是只能由一个人来做的,至少应该只由一个人来主导,也就是要“独断专行”。这种作业,不可以由团体、集团、组织、政府部门来做,因为这样的社会形态(society)就其作为人间世界的伦理主义机能而言已经彻底地堕落了,腐败了,已经无法取得健康心智的任何信赖。 那么,仅只一个人,做这样大的一项作业,会不会匮乏起码的公信力呢?不会。公信力,权威性,不是由伦理个体的数量决定的。13亿中国人异口同声地喊“和平崛起,不搞侵略”,没用,人家不信。两样东西决定着这种评选作业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一个是良心,一个是健康判断。健康判断应该包含两方面,一是常识,不蔑视常识,二是理想主义胸怀,不为流行意见所左右。有这两个东西,什么也不用担心。 [序文完] 作者:彭志恒 200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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