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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文集(政右经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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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哲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

  主要著作有:《绝对性与历史,谢林思想的二重性》(博士论文,1954年),《大学生与政治》(1961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年),《理论与实践》(1963年),《社会科学的逻辑》(1967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认识与旨趣》(1968年),《后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1973年),《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1976年),《交往行动理论》(1981年),《道德意识和交往行动》(1983年),《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年),《后形而上学思维》(1988年),《在事实和规范之间》(1992年)。   1、综合的心灵   作为一个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十分熟悉从德国古典哲学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各家学说,他还深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如皮尔士、米德和杜威以及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等的影响,此外,他还对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弗洛伊德、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的心理和道德发展理论、对马克思、韦伯、杜尔凯母、帕森斯的社会理论了如指掌。作为一个倡导交往理性和商谈伦理的思想家,哈贝马斯本人的思想实践充分地体现了哲学的交往品格和对话特征,他曾先后与卡尔·波普、伽达默尔、N·卢曼、利奥塔、福柯、德里达、罗蒂、C·泰勒、罗尔斯等进行过论战。他是我们这个时代中比较罕见的"综合的心灵",称他为"当代的亚里斯多德"、"当代的黑格尔",一点也不过分。正如乔治·里希特海姆所说,"在他的绝大部分同事吃力地征服了某领域的一个角落的时候,他却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使自己成了整个领域的主人,他似乎生来就具有一种消化最坚硬的材料进而将其重组为一个有序整体的能力。"   2、形而上学思维的解体   哈贝马斯用形而上学思维来概括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思想倾向,即始自巴门尼德、柏拉图,直到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传统。他认为,形而上学思维的有三个基本特征:(1)统一性思维。(2)唯心主义。(3)强的理论概念和逻各斯中心主义。   西方哲学在从古代向近代的发展中,发生了一次范式转变,即从本体论向意识哲学的转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认识论的转向"。自笛卡尔始,自我意识被置于哲学的中心。哈贝马斯认为,在形而上学思维的境域中,本体论和意识哲学之间有连续性,意识哲学以新的形式体现了形而上学思维的基本特征。   黑格尔是西方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形而上学思维在黑格尔那里得到极致发挥的同时也开始了它走向衰落的命运。哈贝马斯认为,在导致形而上学思维瓦解的各种思想倾向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如下四大主题:(1)程序性的合理性。(2)情景化的理性。(3)实践之于理论的优先性。(4)语言学转向。   总之,随着程序性的合理性、情景化的理性、生活实践的优先性等观念的日渐深入人心,随着语言学转向特别是语用学转向的最终完成,以统一性思维、唯心主义、理论至上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特征并在近代意识哲学中得到进一步强化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逐渐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与此同时,后形而上学的思维境域也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了。   3、作为"替身" 和"解释者" 的哲学   随着体现程序性的合理性的科学在近代的巨大成功,以往那种哲学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态势在也难以维系了。在科学声誉日隆的背景下,如何调整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是哲学家难以回避的问题。在这场争论中,出现了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倾向,哈贝马斯反对这两种极端的立场,他所推崇的是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富有成效的合作。哈贝马斯关于哲学和科学合作的思想是以对一种不同于客观主义的科学的研究传统的发现为基础的。这是一种具有哲学意味的关于人的科学的研究传统,它在马克思、弗洛伊德、杜尔凯姆、米德、马克斯·韦伯、皮亚杰、乔姆斯基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得到了富有成果的展开。哈贝马斯自觉地认同这一研究传统,提出了"重构的科学"的概念。重构的科学试图通过阐明人类的各种基本的类能力,如言语、理解、判断、行动等的结构,来建立一种关于人类理性或合理性的理论。   重构的科学"是这样一个领域,即哲学家在其中作为观念的提供者而展开工作,但不象康德或黑格尔那样作出基础主义的或绝对主义的断言。"一旦克服了基础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倾向,哲学所能提供的莫过于能适用于经验领域的重构性的假设了。在这里,哲学扮演着一种"替身"的角色。"哲学将占据谁的位置?它将替代什么?具有强的普遍主义要求的经验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就是这种融哲学和科学、概念分析和经验研究为一体的重构的科学的一个典范。一句话,重构的科学昭示于我们的是:在克服了基础主义、绝对主义等形而上学的倾向之后,哲学可以在和经验的紧密联系中发挥其擅长普遍理论的优势,以促进科学的发展。   哈贝马斯认为,哲学除了在重构的科学中提供观念,扮演"替身"的角色之外,还须扮演一种起媒介作用的"解释者"的角色。   哲学的这重角色和西方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有关。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分化的过程。自现代性曙光初现以来,从原本统一的生活世界中逐渐分化出了三种韦伯所说的"文化价值领域":现代科学、实证法和后传统主义的伦理学、自主的艺术和体制化的艺术批评。显然,作为现代社会生活日益分化之结果的上述三种文化价值领域,具有明显的相对独立性:科学处理的是真理问题;道德和法处理的是正义问题;艺术和艺术批评处理的是趣味问题。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的分化至少给哲学提出了如下两个问题:1)如何克服随分化而来的科学、道德、艺术之间相互隔膜的境况?2)如何处理专门文化和日常交往、圈内和圈外、专门成果和大众启蒙等的关系问题.   解决这两个问题是哲学义不容辞的责任。日常生活和专家文化不需要哲学的辩护,但它们之间的隔阂却需要哲学去消解,"留给哲学、并且也是它力所能及的任务,是解释性地联结专家知识和需要定向的日常实践"。现代性提出的问题要求哲学扮演一种能在日常生活世界和专门文化之间以及各文化价值领域之间起媒介作用的解释者的角色。   3、哲学还是文学?   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哲学和文学的关系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在这场讨论中,哈贝马斯的主要对手是德里达、罗蒂这样的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消弥哲学和文学之间的类型差别,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策略。   德里达等人消弥哲学和文学的类型差别的真正目的是要摧毁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自我理解。他们追随尼采的哲学文本是修辞构造物的观点,他们主张象对待文学作品一样来处理哲学著作,将文学批评运用于哲学文本。这样一来,在后现代主义者手中,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确立起来的逻辑之于修辞的在先性不仅被瓦解了,而且被头足倒置了。   哈贝马斯完全承认这样的事实,即修辞的和诗性的因素是无所不在的、不可根除的,但是,哈贝马斯不同意里达式的消弥哲学和文学的类型差别,进而将一切文本都归结为文学的策略。   哈贝马斯认为,这里的关键是要区分语言的两种功能,即语言的解决问题的功能和语言揭明世界或创造世界的功能。在哈贝马斯看来,德里达的问题就在于忽视了语言的解决问题的功能,"让语言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消失在语言的创造世界的能力背后。"这样,"他就能根据诗性语言的模式来分析任何给定的话语,似乎语言普遍地是由专注于揭明世界的语言的诗性用法所决定的。"   虽然修辞的、诗性的因素渗透于所有的话语类型,但是,只有在专注于语言的揭明世界的功能的文学艺术领域中,修辞的、诗性的因素才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起主导作用,并决定话语的结构特征。在其它类型的话语中,修辞的因素只具有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起辅助的、补充的作用。在日常生活的话语交往中,语言的解决问题的功能是首要的,相对而言,在哲学话语中,修辞的和诗性的因素所起的作用是更大的,大哲学家往往也是大作家,就修辞方面的成就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谈论哲学和文学之间的家族相似,但是,修辞的因素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它们从属于论证(argumentation)。也就是说,就哲学而论,论证是主导性的,它决定着哲学话语的形式特征。   5、哲学家之为"专家"、"治疗师"和"公共知识分子"   立足于他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哈贝马斯特别提到了哲学家的三种社会角色,即"专家"、"治疗师"和"公共知识分子"。要解决技术性的问题,哲学知识似乎无济于事。然而,当事关如何批判地评估不同专家意见的方法论问题时,或者当事关新技术运用的风险等方面的规范性问题时,人们就得听听哲学家的声音,因为,这正是他们的专长。   自古以来,哲学还承担着提供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慰籍的功能。在宗教解除了哲学的提供慰籍方面的任务之后,作为一种世俗的智慧,哲学是否还具有一种"治疗"的功能?哈贝马斯认为,亚里斯多德所倡导的实践哲学,即以探讨善的生活为主题的伦理学,就旨在教导人们追求幸福的生活。但是,哈贝马斯指出,在现代的后形而上学的思想条件下,伦理学的实践功能必须有所转换。"因为现代境况的首要特征就是世界观的合法的多元化,哲学家不能对某一特定的生活方式或生活计划的实质表示赞成或反对。"鉴于此,伦理学必须牺牲有关具体的善的生活的内容方面,而更加专注于诸如我是谁、我将成为谁等有关认同问题的更为形式的方面。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说哲学家还扮演着"治疗师"的角 色,那么,他的"治疗"功能最多在于促使人们就认同问题达成一种合理的自我理解,鼓励人们过一种自觉的生活。   哈贝马斯认为,哲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比起作为专家和治疗师对于现实更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市民社会中的公共领域是宏观社会问题的共鸣板,公共知识分子主动地运用其专业能力,介入公共话语,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正是通过这样的公共话语,现代社会达到了自我理解。哈贝马斯认为,在所有的公共知识分子中,就处理某些问题而言,哲学家是更为合适的人选。所以,哲学对于诊断我们的时代,在促进现代社会的自我理解方面有特殊的贡献。又如,由于作为"解释者"的哲学既熟悉生活世界的语言,又熟悉专家文化的语言,所以,哲学家能够很好地批判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倾向。还有,哈贝马斯认为,哲学具有解决"正义"社会的基本问题的能力。哲学和民主具有共同的历史起源,而且以某种方式相互依赖:"哲学对于宪法保护思想自由和交往自由有特殊的兴趣,反过来,时常受到威胁的民主话语也需要这个合理性的公共守护者(指哲学-引者)的警觉和干预。"   哲学家的这三种角色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然而哈贝马斯对哲学家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似乎情有独钟。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是哈贝马斯运思的显著特色和一贯风格。从早期的对海德格尔事件的评论,对学生运动的批评,到80年代就如何对待纳粹德国的历史问题而积极介入"历史学家的争论",一直到近来关于德国统一、欧洲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后民族国家的政治格局、人权问题、克隆人、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911事件的评论,哈贝马斯,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积极地在公共领域中尽他的责任,贡献他的思想。这种精神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科索沃战争爆发后发表的《兽性和人性》一文,在中国的思想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也使人们对公共领域的建构产生了某种理论上的自觉,哈贝马斯的有关理论已成为一些学者观照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基本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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