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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文集(政右经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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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意义

其言下之意是说,自此以后,以公众利益为指向、热心公共事业的“公共知识分子”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自我封闭在知识象牙塔中、在各专业领域内摆弄学问的“专门家”。然而,“公共知识分子”真的就没有了吗?全世界的人都不会忘记,有这样一位知识分子,在1968年5月法国巴黎爆发进步学生因反对美国越战而与政府军警发生严重冲突的危机时刻,他引领法国进步的知识界发表一项声明,呼吁“所有的劳动者与知识分子在道义上支持学生与教师的斗争运动”,他接受电台的采访,对年轻学生不满现状、采取上街游行的革命举动拍手叫好,亲自来到革命风暴的中心区巴黎大学向青年大学生讲话以示支持,并在回答学生们的提问中满怀激情地预言:“一种新社会的观念正在形成,这一社会将建立在充分的民主以及社会主义与自由的结合之上”。学生运动失败后,当各种不怀好意的流言和辱骂落井下石纷纷指向参与运动的进步学生时,还是这位知识分子挺身而出,继续为进步学生仗义执言,并为保护进步师生免受政府政治迫害进行顽强的抗争。他,就是被知识界誉为“20世纪社会良心”的法国杰出的文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让―保尔·萨特。   萨特何以成为20世纪深具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   萨特何以成为20世纪深具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首先是法国深厚的公共知识分子传统使然。法国是欧洲大革命的故乡,从启蒙运动开始,法国一批具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就开始为实现全体民众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进行不懈的努力和抗争,成为法国近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先驱。18世纪的伏尔泰,19世纪的雨果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左拉,都是公认的各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20世纪法国公共知识分子又拥有了萨特。诚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萨特一生的成长历程带有法兰西公共知识分子印记。萨特自小跟随外祖父生活,外祖父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语言学教授,在外祖父的启蒙和熏陶之下,幼年的萨特打下了很好的文化根基,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书籍,并萌发了拯救人类脱离痛苦的浪漫理想。萨特天资聪慧,学习勤奋,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法国最负盛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在这所以培育了法国几代公共知识分子、被称为“法兰西近代思想家的摇篮”而著名于世的高等学府里,萨特不仅亲身领受了像昂利·德拉克鲁瓦这样前辈知识分子的指点,而且结识了一大批同样才华横溢的高师同学,其中著名的有萨特的同级同学雷蒙·阿隆、保尔·尼赞、乔治·冈吉莱姆、让·卡瓦叶斯、达尼埃尔·拉加什以及比他们低两级的梅洛―庞蒂和列维―斯特劳斯等,他们后来都成了法国学术思想界的杰出人物,构成了20世纪法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主干力量。   其次是时代使然。萨特生于1905年,1980年去世,一生贯穿了十分之八的20世纪。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20世纪是一个社会激烈动荡、重大历史事件频发的历史时段。在萨特的少年时代,欧洲大陆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因为年龄小,萨特这一代人没有被投入战场,但长达四年的战争对社会造成的灾难和破坏在他们这一代人心里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萨特在高师求学的20年代一度是“沙漠中的一块绿洲”,但很快随着30年代德国法西斯势力的崛起,使得欧洲处在分裂和战争的巨大火山口上。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已经取得哲学教师资格的萨特应征入伍,并在随后的对德作战中被德军俘虏。1946年,刚刚结束了二战的世界随着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铁幕演说进入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长达数十年的东西方的“冷战”,40年代末50年代以后,旧的殖民统治体系的崩溃和广大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开展和崛起,又为20世纪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置身于20世纪这样一个风云际会、变幻莫测的复杂历史时代,萨特这一代知识分子成了名副其实的“风暴中的一代”。面对20世纪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语境,选择逃避社会不仅是不现实的,同时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与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萨特在时代风潮面前选择的不是退却,而是“介入”。他以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主动地去“干预”自己生活于其间的时代,并通过自己的言行为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践行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正如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在《20世纪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一书中所指出的:“萨特和阿隆是双重意义的世纪文人:他们没有选择远离尘世,以酝酿和雕琢他们的作品,相反,两人都融入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他们通过表明立场和参加辩论,接受了汹涌热烈的20世纪”。   作为一位拥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萨特明确声言:“作为知识分子,我能做的一切是努力争取尽可能多的人——就是说争取群众——加入为彻底改变这个社会而采取的行动。”早在1945年10月,萨特在《现代》杂志创刊号介绍刊物宗旨时,就旗帜鲜明地指出知识分子的写作决不能丧失应尽的社会责任,“我们不愿因写作而感到羞愧,我们不希望为说而说……沦陷让我们懂得了‘作家的责任感’。既然我们以我们的生存本身在这个时代活动,我们就决定这个行动是自愿的……我们为我们的同时代人写作……我们将在我们的时代中满怀激情地战斗,因为我们将满怀激情地热爱我们的时代,因为我们甘愿承受与同时代同归于尽的风险”,应该主动去“介入”和“干预”生活,“在‘介入文学’中,介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忘记文学……我们关注的应是通过给文学输入新鲜血液为文学服务,犹如试图给集体奉献适合于它的文学为集体服务一样。”他的众多的文学和哲学著作都体现了一种“介入”和“干预”生活的精神。不仅如此,萨特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亲身去践行他的理论主张。从40年代初的二次大战到70年代末萨特辞世之前,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几乎在世界历史发生重大事件的每一个瞬间,我们都能看到萨特“介入”其间的忙碌身影:1940-1941年的法国地下抵抗运动,1957-1961年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1959年的古巴革命,1966年的反对美国发动越战的罗素“国际法庭”,1968年5月的巴黎“五月风暴”,1968年8月的捷克“布拉格之春”,等等。正是通过对于社会生活的积极“干预”,萨特作为进步知识界的代表在纷繁复杂的20世纪不停地发出正义的呼声,成为20世纪“社会的良心”,可以说,在20世纪没有哪一个知识分子,像萨特这样对于时代和公众产生过如此深刻、持久和广泛的影响。作为20世纪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萨特当之无愧。   萨特与中国   谈到萨特,我们不能不提到他与现代中国的关系。萨特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早在1955年秋天,他就曾来到新中国访问,参加了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国庆阅兵游行仪式。他对新中国取得的成就深感振奋,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我对新中国的观感》,盛赞“在中国,直接的现实就是未来”,肯定新中国的建设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了建立一种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萨特对于新中国的友谊是挚热和真诚的。他回国后,在法国报刊上撰文向法国读者介绍新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在自己主编的《现代》杂志编发《中国专刊》,集中报道和讨论中国问题。在萨特生命的晚期,他还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再到中国看一看。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萨特回国直至去世,无论口头还是笔下,都从没有发表过对中国不友好的言论。正因此,1980年当萨特逝世的消息传来时,人们深切感到我们失去了“一位可敬而忠实的国际友人”。   但不能不指出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萨特的接受上存在着明显的“误读”,这主要体现在我们“接受”的几乎是千篇一律的作为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萨特,而恰恰有意无意间忽略了萨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和贡献。我以为,关注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萨特对于当代中国至少有以下现实意义:是对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反思。有关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之间关系或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公共知识分子“转型”的探讨,无疑是当代中国知识界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尽管现在就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或孰是孰非匆忙下判断还有些为时过早,但多引入诸如对萨特这样的西方公共知识分子典范的介绍和探讨,对于我们深化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反思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   对方兴未艾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反思:公共知识分子的意义   自从上世纪70年代随着米歇尔·福科、雅克·德里达和弗朗索瓦·利奥塔等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广泛传播,后现代主义思潮不仅席卷欧美社会,而且在当代中国引发极大反响。知识分子的身份问题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后现代主义消解“整一性”和“宏大叙事”的冲击下,公共知识分子不复存在的论调甚嚣尘上。仅就萨特去世后的影响而言,1980年4月19日,萨特遗体安葬的时候,来自世界各地的数万名仰慕萨特的人,自发地为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送灵,其感人场面令人敬叹。这与2005年各国对于萨特诞辰100周年的刻意低调和应者冷淡形成鲜明对照。萨特在当代中国还有意义吗?或者说当代中国还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吗?后现代论者已将这个“过时”的公共知识分子彻底“解构”,其实不然。早在1946年,萨特就曾这样扣问20世纪的知识分子:“如果50年之后,人们说我们:‘他们目睹了世界上最大的灾难,可他们一言不发。’那么对于我们这些作家来说,需要注意的,只是不要让我们的责任感变成负罪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今天已步入了一个新的世纪,时代发生了变化,但知识分子服务于社会的责任和使命仍然重任在肩。在上一个世纪,萨特这一代知识分子没有选择沉默,难道在我们这个世纪,我们就听凭后现代主义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肆意“解构”而选择沉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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