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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文集(政右经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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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

  从神学的观点而论,光明的力量,代表神的爱与正义;黑暗的力量,代表魔鬼的恨与邪恶。自宇宙开始,这两种力量,便存在着永恒斗争的形式,有时黑暗胜利,有时光明胜利,但无论如何,唯有神的力量,才是唯一能够对抗魔鬼的力量。      从人道的观点而论,光明的力量,代表人道的爱与正义;黑暗的力量,代表反人道的恨与邪恶。自地球有人类开始,人类之间,便有了各种冲突与战争,这些冲突与战争,经常围绕着爱与恨、正义与邪恶等主题,人类似乎永远无法摆脱,这种冲突与战争的形式,这种存在的形式,已经成为了人类永恒的宿命。      人类存在的文明,与人类存在的命运,需要有道德与智慧的人,来协助推动。这个有道德与智慧的人,在人类社群之中,我们可以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代表人类的良心,也代表社会的道德正义。 一、 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   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的概念,源自于西方,但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自人类有文明历史以来,就存在了。      许多人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有不同的诠释方式,这些诠释方式,有很多的错误。例如,有人将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定位在参与公共媒体的学者,或者定位在关心政治、经济、法律的文人等。      我觉得这些定义,十分狭隘,根本无法充分体现,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与历史任务,因此,我认为有必要,从新还原人类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与地位,然后从新厘清它的人文定义与历史坐标。      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系指关心人类存在问题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代表人类的良心与正义,因此他必须具备有完美的道德条件,也必须具备有广博的知识与智慧。不具备有完美的道德条件、广博的知识与智慧者,绝对不能成为一位理想的公共知识分子。      所谓人类存在的问题,包括所有的人文问题,如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角色、人的生存环境、人的命运与人的未来。      所谓的人的生存环境,包括人的精神领域、知识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教育领域、科学领域、大自然资源领域、自然环境领域等。      从以上所罗列的人文问题可知,公共知识分子所关心的人文议题,包含了极广泛的人文领域。那么公共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在定义上,有什么不同?      知识分子,包含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他可能是一位,关心公共议题的学者,也可能是一位,关心自我个体问题的文人。换言之,所谓的知识分子,可以是一位完全不关心公共议题的知识专家,也可以是一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例如,犬儒学派的学者、极端个人主义的文人、某种与人类公共议题无关的特殊专业学者等。      公共知识分子,最大的特质,在于他将自我关注的思维,放大到人类社会群体共同关注的议题之上,他的理念生命,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多的部分,是为了别人而存在。      在21世纪全球化的文明里,公共知识分子的义涵,早已超越了人类古代社会的范畴,他成为关心人类命运的思想家。所谓关心人类的命运,它所包含的范畴,包括了关心人类、关心大自然生命、关心地球的环境,因为这三种议题,密切地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命运。      换言之,21世纪的公共知识分子,将成为保卫人权、大自然生命权、地球发展权的斗士。为了人类未来的命运,公共知识分子,具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他必须负起保卫人、大自然生命与地球可持续性发展的任务。 二、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贫困与危机   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受限于历史的发展,其存在的形式,很难摆脱其贫困与危机的本质。在人类文明越是落后的地方,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贫困与危机性,便越大。      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贫困与危机性,即是公共知识分子自主性的沉沦。这种自主性的沉沦,包括自由意志、道德良知、自我尊严、高贵的人格、做人的基本原则等的沉沦。      从人类文明开化的过程,我们可以大致区分为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之中,人类公共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与形式,并不相同。      第一个阶段,为人类文明的蛮荒阶段,又称为神权时代:在这个历史阶段,由于人类缺乏足够的科学知识,人类普遍对大自然的变化或神祇,存有许多的困惑,于是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行业,即巫师。巫师扮演着,神与人之间沟通的角色,他对大自然变化的规律与神祇的旨意,具有充分的解释权。      这种解释权的合法性,源于人类的无知与恐惧。至于巫师解释的方式与内容,完全根据他自己的想象臆测,或者推理捏造,但无论他怎么解释,他必须要透过各种神秘、玄虚或诡异的仪式,如此才能充分蛊惑人民,并且维护他的权威地位。      一个好的巫师,他会透过各种技巧,传播神的爱与正义。但是,无论巫师怎么好,只要碰到一个不好的部落领袖,那么即使巫师想要,传达善与正义的理念,这位部落领袖,未必能接受。此时,巫师有两种命运或选择,一种是自愿或被迫放弃巫师的角色,另一种是成为部落领袖的工具,尽量按照他的意志,来解释各种大自然的变化或神祇的旨意。      所谓的巫师,就是人类最早的公共知识分子,这种公共知识分子,具有依附部落统治者的性格,他的自主性与人格,十分低微,充其量只不过是,统治的工具罢了。例如,中国原始的儒家,即是起源于巫师的角色,这种巫师的角色,随着中国文明的开化,逐渐变成卜筮之官、礼官、大司寇(如孔子)、祭祀之官等。      中国的原始儒家,必须精通占卜之术,才能够成为统治者御用的文人,否则只好沦落民间,成为术士之徒。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这些原始儒家的学者,逐渐发明了八卦,并且将宇宙之间,所有的自然与人文事理,演绎成六十四卦,每一个卦名,都有一套哲理或命数,因此集结成《易经》。      《易经》一书,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最早的人文哲学典籍。这个典籍,充分体现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对自然与人文的观点,也体现了改造人类社会的观点。      在人类历史的蛮荒阶段,公共知识分子,很难摆脱对部落统治者依附的性格,也很难摆脱部落群体的意志,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利益与地位,他必须要学会如何,以出卖自我人格与灵魂的方式,来与统治者建立妥协的和平关系,如此才能够充分确保,他合法存在的形式。      第二个阶段,为人类古代的文明时代,又称为专制时代:在这个阶段,公共知识分子,也是统治者的御用工具。这种公共知识分子,亦无法摆脱对统治者的依附性格。      在专制时代,社会权力分配的系统,主要在于统治者,不在于民间,因此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要占有主流的知识地位,必须透过统治者的认可,才有可能获得。如果公共知识分子,无法受到统治者的认可,那么他只能沦落民间,成为民间的知识分子,民间的知识分子,很难行使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能。      在专制时代,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学会与专制政权妥协的本事,这种妥协的行为,包括知识分子的自我人格、个体尊严、人文思想、哲学体系、做事方式、做人方式等,都必须接受专制政权的异化,如此公共知识分子与专制政权的统治者,才能保持一致的步调。      在专制时代,统治者绝对不能容许异议者,也不能容许反对者。这两种人,都是统治者的敌人,那么公共知识分子,如何能成为异议者,或反对者呢?      换言之,在专制时代,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只有远离政治圈的知识分子,才具有独立的人格,而这种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      以中国的孔子而论,他早年担任鲁国的大司寇,此时,他是鲁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与意见,在鲁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后来,他周游列国,希望找到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接受他的治国理念与方法,但是没有人愿意接受他。      为什么他的治国理念与方法,没有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愿意接受呢?因为他的想法,侵犯到统治阶层的利益,因此必然会受到排斥与拒绝。此时的他,只是一位民间的知识分子。      然而,他晚年退而讲学,不再参与实际政治。由于他属于民间的知识分子,因此他可以自由地发挥他的理论,不必受到专制统治者的压抑或限制。在专制时代,这种学术自由与自主性的特质,只有远离政治圈,才有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形式。      如果当时孔子的治国理念与方法,被某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所接受,那么孔子只不过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如商鞅或管仲,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大思想家,因为专制文化,并不容许具有自主性思维特质的大思想家。      人类文明的哲学与思想,在专制时代,也有其伟大的一面。人类只要将专制的思想,从文明的哲学与思想中,彻底剥开来,那么便可以重现人类文明中,那些伟大的哲学与思想。      例如,中国的儒、墨、道、释哲学,伊斯兰教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其他人类各种文明等,人类只要将其专制思想的部分,彻底铲除,那么它们就可以呈现,其健康发展的形式,甚至展现出,其伟大的内涵与光辉。      第三个阶段,为人类现代的文明时代,又称为民主时代:在民主时代,人民是统治者,政府公职人员,是人民所选出来的公仆,他们的责任,在于为人民服务。在这个时代,主流的知识阶层,是公共知识分子,他可以是民间的学者,也可以是政府的公职人员。      在民主时代,公共知识分子,是人民理念上的真正统治者。由于公共知识分子,不受专制统治者的制约,反而导致了公共知识分子,另一种危机,这种危机,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自律系统,他必须透过人的良心与道德正义感,来行使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      然而,人的良心与理智,是有限的,当公共知识分子,面对各种利益与权力的诱惑时,他如何能够保有自己应有的人格与立场?      我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爱与正义的信仰,因为信仰是人类良心最后的监督者,如果人类没有了这个心灵的监督者,那么人类什么事,都有可能做的出来。      例如,许多在西方国家,享受自由的知识分子,却是危害自由价值的人。如美国女作家苏姗.桑塔格、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伊德,《纽约时报》记者杜兰蒂、还有无数为专制政权或恐怖主义辩护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不仅破坏了人类正义与自由的价值,而且不断地维护邪恶的政权。      公共知识分子,除了必须具有信仰之外,他还具有两种特质。第一,在爱与正义的基础上,他有权批判任何人,也有权要求任何人更正错误,没有人可以限制他的言论自由;第二,在爱与正义的基础上,他没有权漠视,社会各种不公、不义、贫穷、苦难、失序与危机等问题,他必须站在所有人民的前面,对抗人间的邪恶与黑暗,即使是必须牺牲生命,也不可以推辞。      在民主时代,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具有多重的义涵与特性,不同的文化,所产生出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可以解决人类不同的苦难与危机。在21世纪,全球民主化的潮流里,每一种不同的文化,它们之间,应该建立和平对话与交流的机制,这种机制,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大融合与互助。      人类不同的文化,就如同花园中,不同美丽的花朵一样,人类没有必要,在花园之中,只种同一种花朵,那是专制时代的思想,也是一元化封闭思考的模式。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灿烂的表征。      同理可证,不同文化,所产生出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将具有不同的见解与思维,这种不同的见解与思维,有利于人类解决未来,各种文明的危机,也有利于人类拯救,未来人类苦难的命运。 三、以人道的爱与正义,建立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   人道爱与正义的理念,是公共知识分子存在合法性,最有价值的基础。这种价值理念,可以建立公共知识分子,各种优良的特质。      例如,高贵的灵魂、坚定的信仰、明确的立场、永不妥协的意志、具有人道的勇气、判断是非的能力、建立核心的价值观、保持人的责任感、坚持自由的价值等。      20世纪,人类公共知识分子,犯了许多不可原谅的错误与罪行。也许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在刚开始时,具有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然而一旦手段的不义,取代了正义的目标之后,其革命的结果,必然是不义的。这就是20世纪,中国苦难的根源。      我认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没有明确爱与正义的立场,那么他有可能,在复杂的人文思潮,或狂情的群众体系之中,迷失了自我,甚至成为邪恶政权的一个部分。      为什么20世纪,大部分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都会犯这些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使中国人民,承受了许多不必要的贫穷与苦难,到底这些错误,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      事实上,非常容易理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缺乏明确爱与正义的立场,一旦出现各种热情的革命口号,或美丽的谎言时,那时所有的人,就会像飞蛾一样,扑向火焰!最后集体灭亡。      为什么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么容易受到蛊惑呢?一个人如果没有对爱与正义,有明确的立场,那么人便很可能为了伟大的理想,轻易接受不义的手段,这就是功利主义,对人类最大危害之处。      在20世纪当中,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意见,这些改革的意见,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未必经得起检验。为什么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无法判断是非呢?因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普遍缺乏爱与正义的信仰,一旦面对不同的理论或复杂的时代状况时,便很难站稳立场,作合理的价值判断。例如:      1. 满清末年,政治腐败,孙文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主张,中国人民,也管不了爱与正义的原则,只要能够推翻满清,先接受了再说。为什么中国人会用民族主义,来取代人权革命?如果不主张人权革命,那么如何能够实行民主宪政?      2. 中国军阀割据,孙文提出统一中国的主张,中国人民,也管不了爱与正义的原则,只要能够让中国平静,先接受了再说。中国人为什么会接受专制思想的大一统意识,而不能接受陈炯明所主张的联邦思想?如果中国不接受联邦思想,那么如何能够实行民主宪政?      3. 日本侵略中国,蒋介石号召人民抗日,中国人民,也管不了爱与正义的原则,只要能够让中国顺利抗战,先接受了再说。中国人为什么将抗日与拥护专制政权,联在一起?世界上有许多的民主国家,他们并不需要用拥护专制政权的方式,来进行对外抗战,为什么中国人民,想不明白?      4. 现在台湾实行民主政治,有些中国人民为了担心台湾独立,也管不了爱与正义的原则,只要能够阻止台湾独立,就算开启战争,也无所谓。为什么有些中国人,没有办法接受民族自决与人权理念呢?因为他们不是用人道的爱与正义,来思考人的问题,因此一旦狂热的民族主义,出现时,大部分的人,都被迷惑了。      以上所提的中国人,他们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他们的目的,也可能是善意的。但是一旦所采取的手段,违背了爱与正义的原则时,那么它的结果,必然也违背爱与正义的目标。      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放弃了爱与正义的原则与立场,那么他有可能成为,维护邪恶政权的工具,或者成为延续人类苦难的肇因者。      我认为,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原则,在于明确自己的立场。这种立场,必须具备有爱与正义的核心价值观,否则他无法产生伟大的信仰、高贵的人格、承担社会道义的决心、对抗社会不公不义的勇气等,这些特质,都是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      我坚决信仰,人道爱与正义的理念,是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唯一合法性存在的基础。 四、人类文明的危机   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并没有肤色、种族、国家或性别的区别。只有对人类,有良心的义务;也对世界,有道德正义的责任。      由于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具有爱与正义的特性。这种爱与正义的特性,可以发展出许多美好的人文价值,例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博爱、理性、俭朴、节用、诚实、信用、平安、喜乐、幸福与和平等。这些价值,都是人类公共知识分子,高贵人格的必要特质。      21世纪人类的文明,产生了许多危机,这些危机,需要公共知识分子,来参与解决。如果这些危机,不能够尽快有效处理,那么它们有可能会,造成人类未来不可收拾的局面。      例如,人口膨胀、粮食短缺、贫富不均、过度工业化、狂热的民族主义、国际领土纠纷、种族大屠杀、生化与核武器扩张、国际武器竞赛、专制暴政、恐怖主义、金融风暴、传染病、毒品泛滥、能源危机、生态浩劫、环境污染、自然灾害、世界气候变化、地球温室效应、地球可持续性发展危机、地球毁灭等问题。      此外,在人文精神方面的困境与危机,如无神论、存在主义、虚无主义、物质主义、无限的自私与贪欲意识、民族仇恨意识、国际姑息主义、道德沉沦、精神堕落、科学滥用、反民主浪潮、人权侵害、反自由与平等、文化冲突等问题。      这些人类文明的危机,都必须藉由公共知识分子,提出伟大的理想方案,并且发挥人类伟大道德的勇气,才能够有效解决。 五、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   公共知识分子,如何才能承担人类的道德责任?      非常简单,只要他具有爱与正义的信仰、能够判断是非善恶、能够爱人如己、能够舍己为人、能够大无畏地与邪恶抗战、能够维护人类的公理与正义、能够保护大自然的生命、能够保护地球可持续性的发展等,那么他就可以承担人类的道德责任。      我心目中的公共知识分子,是格劳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富兰克林、亨利(Patrick Henry)、亚当斯(Samuel Adams)、华盛顿、杰弗逊、林肯、马丁?路德?金、甘地、泰戈尔、托尔斯泰、丘吉尔、哈维尔,昆德拉,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吉拉斯、泰瑞莎修女(Mother Teresa)、罗斯福、史怀哲(Albesrt Schweitzer)、雷奇?华勒沙(Lech Walesa)等人。      因为他们为了维护人类伟大的正义与自由,付出了理想与热忱。他们绝绝对不与邪恶或专制政权妥协,由于他们能够坚持公理与正义的信仰,因此使人类的文明,能够逐步走向伟大光明与正义的大道。      公共知识分子,绝对不能与邪恶妥协,也不能向专制暴政屈服。他不能为了理想,随便出卖爱与正义,也不能随意出卖个人的良心与灵魂,否则他就没有资格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公共知识分子。      我坚信,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只要能够坚守爱与正义的立场,他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心灵力量与智慧,这种力量与智慧,可以帮助他,承担人类的道德责任。      2005-2-7 编者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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