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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文集(政右经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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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让农民自己说话”谈起

毛泽东有句名言:“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意思是说,由于中国的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只有解决好农民的问题,才能解决好中国的问题。著名的农民学家、清华大学秦晖教授也有一句名言:“在中国,农民的问题是中国的问题。”意思是说,在当今中国,农民的问题主要是中国的体制造成的,只有解决好中国的体制问题,才能解决好中国的农民问题。 最近,读到大陆学者于建嵘的长篇发言“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表现、根源和对策”,极具分量,特向读者推荐。于建嵘坦言,他不同意现在许多学者和专家(包括李昌平)有关中国三农问题的分析和主张。因为这些解决方案,“都体现了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寄希望强大的国家及既得利益集团的让步,停止对农民的剥夺,还利于农民”。这些方案“将农民这个社会主体排除在外,没有看到农民自己的力量,没有将农民放在农村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 于建嵘指出,解决三农问题,“不需要救世主”,“要靠农民自己,要让农民自己讲话”。 好一个“要让农民自己讲话”!一语破的。 道理是极其浅明的。在中国,农民是数量最大的群体,但又是最弱的群体。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农民是一盘散沙;而导致一盘散沙状态的原因就在于农民没有自己的发言权。 同样是没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城里人,尤其是北京、上海一类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大城市里的人,由于他们的相对集中,离权力中心较近,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形成某种群体性的压力,政府则比较担心他们“闹事”,在损害他们利益时不能不有所忌惮。另外,专制统治集团毕竟不能单靠自身的力量维系自己的统治,它必须笼络一批人,必须给一部分人以小恩小惠。长期以来,中共当局实行牺牲农村,收买城市的政策,就因为他们吃准了农民格外缺少发出声音和施加压力的手段。尽管说今天的中国,各地的农民的各种形式的抗争活动无日无之,但由于其分散,构不成对政权的威胁,政府比较容易分而治之。如果说到现在,中共终于也不得不注意三农问题,那么,正象于建嵘指出的那样,是因为农民的抗争太普遍太频繁,以致于使得政府不能不再重视,不敢不再重视。 一直有人说,言论自由只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偏好”,农民只要求吃饱穿暖,对言论自由没有兴趣。然而事实证明,除非农民获得发言的权利,否则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就得不到起码的维护与保障。 据说,中共新班子已经对三农问题表示关切,并著手调整相关政策。这是值得鼓励的,也是值得警惕的。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是调整政策而不进行政治改革,如果仅仅是部分地满足农民的具体利益而不是让农民获得基本权利,那么,三农问题的解决就被引向歧途,再次落入历史的误区。 也许有人会问,有了自由有了民主就能解决三农问题吗?中国的问题这么多,有了自由有了民主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 我的回答是:且不说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自由民主更有利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自由,不只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公共管理,更是为了保证个人尊严与生活最高目标的追求;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民主不只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民主是为了解决“如何解决问题”这个问题。民主是用讨论代替监禁,用“数人头”代替“砍人头”。“如何解决问题”无疑比“解决问题”更基本。人类社会永远会有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因此,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如何解决问题”。 ——转自《公民议政电子报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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