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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文集(政右经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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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百年:改革、革命与重建

1.由于戊戌变法是针对旧体制提出全面改革的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危及到满族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所以满清政府一定会坚决反对,残酷镇压,故而改革绝不可能成功。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实现制度的根本转型。 2.如果清政府采纳变法主张,由专制君主制转为立宪君主制,这其实也更符合特权集团自身的长远利益,可惜的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没有这份见识,遂导致戊戌喋血。和平改革的路子被堵死,人们只有采取暴力革命。 3.戊戌变法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和平改革此路不通,事实上,后来慈禧自己也搞起了改革,后来清政府已经决定逐步实行立宪改革,但由于激进思潮的蔓延,革命派采取了暴力革命的手段,打断了本来很有希望的和平渐进改革,由此开启了长期的社会动荡,反而延缓了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进程。 4.戊戌变法虽然采取和平改革方式,但其内容、其步骤却相当激进,这不但无法获得成功,而且还引发了长达百年的激进主义思潮。 依我之见,以上四种观点各有根据,也各有不足。 首先,我同意,戊戌变法的目的是对旧体制加以根本变革。但若由此而断定,满族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就必定要反对变法,镇压变法,那倒不一定。这种观点暗中假定了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他所属的集团利益行事的,其实未必。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人与其说是按照他所属的集团利益行事,不如说是按照他的个人利益行事。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许多汉族官员也站在变法的对立面呢? 再有,就算我们承认,人的行为是利益导向的,但利益并不是一个现成的、客观的摆在那里的东西。人追求的利益,总是他当时所理解的利益,这就和他的理念、见识紧密相关。于是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一个人本来是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因为目光短浅,看不清大势,因此找错了目标,走错了路,到头来反而蒙受损害。 假如满族统治集团接受变法,接受君主立宪制度,皇帝还可以当皇帝,满族还可以是贵族,虽然权力被虚化、被分享,总比后来被打倒、被推翻好得多。当年粱启超等规劝满族统治集团接受变法,苦口婆心,不但责以大义,更是晓以利害,引证古今大量事例,证明坚持君主专制决无好下场,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就是听不进去。后来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在内外夹击下被迫交出政权,起初还有个优待清室条例,皇帝一家还可住在紫禁城内,好歹享有某些特权,后来又闹出个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就连紫禁城也住不下去了,把个优待条例也给闹掉了,再后来溥仪又在日本人支持下成立满洲国,失败之后终于沦为战犯。如果当初接受变法,又何至于此呢?两相比较,那种做法对统治者自身真正有利,不是很清楚的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天下自有一类权力狂,他们要的就是绝对权力,为了保住这种权力,他们宁肯被打倒被推翻——正如当年他们为了争到这种权力不惜拋头颅撒热血一样——也不肯让权力被限制被分享。中国有句老话,所谓“卧榻之侧,其容他人酣睡”,讲的就是这种独霸权力的心态。八九民运无非是要求与当局平等对话,中共当权者就有人扬言:“共产党的江山是死了三千万人才换来的,谁要想要去,谁也要付出同样的代价!”这就是说,他们宁可不要良性互动,宁可不要双赢,不要你活我也活,他们硬要你死我活,哪怕到头来你活我死。好在这种人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清政府镇压下戊戌变法,但此后不过十年,清政府自己也实行起政治改革。顺便一提,在镇压了戊戌变法之后,清政府本来是变得更顽固而决不是更开明。为了进一步抵制西方的影响,慈禧煽动和利用狭隘的排外情绪,引出了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用武力直接干涉中国内政。联军中有人主张干脆废除清廷,另立孔子后裔作皇帝,还有人则要求慈禧还政于光绪。再加上一九零五年日俄战争日本获胜,被认为是立宪君主制优于专制君主制的铁证,于是引起朝野上下对立宪改革的强大呼声,这样,清政府才决定实行政治改革。一九零八年八月,清政府宣布了预备立宪的具体计划,许诺在一九一六年颁布宪法和首次选举国会。到了一九一零年,迫于朝野压力,清政府宣布修改立宪计划,决定提前四年实行立宪。然而就在这时,辛亥革命爆发了。 近些年来,海内外都有不少学者对辛亥革命提出批评,有些人还进而提出“告别革命”的主张。我理解提出这种主张的良好意愿,不过我以为这种观点未免失之简单化。正如大陆学者苏文所说的那样,“革命”不是知识分子变的魔术,说句“我革命啦”它便从天而降,说句“告别革命”它便离地而去。因此,我们还需要对革命作进一步的分析。 为革命(指暴力革命)辩护的人总是说,他们把革命当做最后手段,只是在和平改革的路子被堵死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取暴力革命。这种辩护在理论上无懈可击,但证诸实际,我们却发现,历史上的许多革命,并不是发生在和平改革毫无希望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和平改革有着某种希望、甚至很有希望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最应该发生革命的时候,往往并没有发生革命。革命每每发生在那以后。革命几乎总是父债子偿。 其间道理也许并不复杂。在压迫最严厉、控制最全面的时候,照理说是最应该革命的时候,但一般来说,那也常常是新理念最难得到传播的时候,也是反对派最难生存、最难活动和最难发展的时候,而且也常常是民众最消沉、最感到没有力量以及最缺少自信的时候,因此反而很难发生革命。等到压迫开始软化,控制出现松动,新理念才有了广泛传播的机会,反对人士才有了较多的存在和发展的空间;此外,由于当局自己也在实行改革,这一方面是把自己的弱点暴露于天下,另一方面也鼓励了人们更高的希望与更急切的期待,所以有时反而引发了革命。 如上所说,在应该发生革命的时候往往没有发生革命,在实际发生革命的时候往往不需要革命,革命在该来的时候不来,在不该来的时候倒来了。这就让人很有几分尴尬,不论你是主张革命还是反对革命。 在我看来,现实发生的革命其实有两种,一种是造成的,一种是生成的。 造成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革命理念的产物,是激进知识分子的产物。列宁讲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胡适说革命都是“穿长衫的朋友”搞出来的。造成的革命是通过革命者的长期鼓吹和长期准备,由革命组织精心策划和实际运作,并且吸引了为数众多的民众积极参与,自觉完成的一种行动。中共革命就是一个典型。 生成的革命则不同。生成的革命是一种自发的行动。一九一七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即为一例。按照苏文的描述,二月革命既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任何一个左派政党有计划地发动的。事实上,“没有一个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那时,正在流亡瑞士的列宁心灰意懒,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革命了。俄国知识界多数倾向保守,不鼓吹革命也不相信会有革命。二月革命来得很“突然”。它起因于一件“小事”:俄历二月二十三日,彼得格勒“由于运输不足”使得商店里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很快便演变成“自发性罢工”。沙皇根据一九零五年的经验怀疑杜马中的“自由派”捣乱,遂下令解散杜马。不料第二天局势突变,派去镇压骚乱的首都卫戍部队有几个团率先哗变,迅即引起全面倒戈,已遵命解散的杜马见状便反过来要求沙皇退位,沙皇调兵遣将却无人理睬,终于被迫在三月二日下台。整个事变不到十天,几乎没有流血。我们知道,中共是整整打了二十二年仗才把国民党政府赶出大陆,这两场革命实不可同日而语。国民党政府是被别人战败的,沙皇政府基本上是自己瓦解的。 辛亥革命介乎“生成的革命”与“造成的革命”二者之间,偏向前者的成份好象还大一些。在当时,革命派虽然进行过多次武装起义的尝试,不过规模都很小,也缺乏统一的指挥和全盘的部属,武昌起义无非是一小批下级官兵的冒险行动。但是就在武昌起义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就有十几个省的地方当局宣告独立,被派去镇压起义军的袁世凯则趁势要求清帝退位。从武昌枪响到民国立元,只经历了两个多月。这就是说,清政府的垮台,不是有太多的人要执意推翻它,而是有太少的人愿意保卫它;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赞成革命派的手段,但是也没有多少人不赞成革命派的目标。清政府的垮台,主要还不是被革命派所战败,更多的倒是政权本身的瓦解。在当时,政治精英们主张革命并直接参加革命的并不多,但尽管如此,革命还是发生了。 当然,生成的革命也不是凭空发生的,它总是和某种社会矛盾的深厚积累,和政府道义威信的极度低落分不开,如果我们不去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而只是单方面地去批评所谓激进革命的思想,去宣传“告别革命”,恐怕是不会有什幺效果的。 最后一个问题,在戊戌变法运动中,改革派自身是否犯有激进的错?本来,戊戌变法的目的并不激进。在变法期间,改革派出台的改革方案,孤立地看也不激进(我们知道,改革派关于颁布宪法,建立国会和宣布君民合治等方案,在变法期间还没来得及提出)。戊戌变法的失败,其罪责在顽固派。但是从改革派方面检讨,至少表明了他们在策略上不高明。改革派先是低估了顽固派的力量,以为有了皇帝支持就万事大吉。面对顽固派的反对,改革派又不善于使矛盾分离和多样化,不善于使政治保持弹性和适应性,因此未能避免顽固势力的致命一击而全军覆没。在这一方面,后人确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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