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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文集(政右经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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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扭曲——中国教育病得不轻

  大学生就业率持续四年走低   鉴于去年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低于50%的不良成绩单,中国政府禁止报导今年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尤其是不得泄漏有关资料。笔者查遍所有的媒体,都无法见到一条关于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的报导,只能看到中国教育部与劳动部在媒体上各自表达的“决心”:一定要在今年九月一日以前,保证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达到70%。按照中国政治文化,既然就业率成了有预期目标的“政治任务”,那就绝无达不到目标的道理,否则乌纱帽难保。相信到了七月底,中国政府披露的一次就业率一定会达到或接近70%这一目标。至于真实数字,则成为“国家机密”,对外不公开。   必须说明的是,上述还只是中国国内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态,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大陆称之为“海归”)还不计在内。而“海归”的贬值仅举一例:近年来留学瑞士的中国留学生已经高达十万人,据说该国每年每名留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高达三万美元,所学专业集中于酒店管理与旅游专业,四年下来共计花费十二万美元,而回国后能够谋到一份月薪为二千元至三千元的工作就算是幸运儿。教育的高投入与低产出于此可见一斑。   不能说中国政府不着急,据他们自己反复强调,他们一直将城市下岗工人、大学毕业生与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就业当作最重要的政府工作来抓,不过既然就业难已经成了这三大社会群体的普遍状态,中国还有什么群体能够轻而易举地就业呢?   今年中国政府为了安排大学生就业,可谓奇招迭出。一是让军队大量招募大学毕业生入伍,许诺各种优惠条件,比如在部队服役时立二等功(有的军区放宽至三等功)者,退役后可保送研究生,并每年给予六千元人民币奖学金等;二是逼迫高校教师利用各种人际关系为毕业生找工作,比如河南科技大学就将学生就业率与教师收入挂起钩来,达不到标准要扣教师工资;三是规定高等学校必须公布本校就业率,并将就业率与招生指标直接挂钩。辽宁省率先实行这一制度,规定从今年开始,辽宁省将定期在全省高校开展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估,评估结果要作为高校专业设置和结构调整的主要依据,对评定为不合格或就业率过低的高校、专业,将根据情况减少招生数量或限制招生。四是用政治动员的方式,要求学生们到中国的西部工作。多年来饱受失业人数过多之苦的辽宁省又率先行动,由省政府颁布了一个《关于实施二○○四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辽西北计划通知》,规定由省政府拿出钱来,实行“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每名大学生到辽宁本省的西北穷困地区服务期间,每年一人补助一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乡镇(村)的教育、卫生、农技、扶贫等方面的志愿服务工作,也可兼职担任所在乡镇团委副书记、中小学副校长、乡镇医院副院长及其他方面的管理工作。但笔者须指出的是:这是个计划,而计划主要功能是上报给上级政府,比如给中央政府看的,能否落实,列计划时无须考虑,一般来说,上级政府也不会来检查计划执行情况。五是报导女大学生志愿当专职家庭主妇的消息,据报导称有20%的女生“自愿不就业”,选择在家做家庭主妇。   与此同时中国媒体也大造舆论,指称中国人认为大学毕业就能够就业是个思想误区,必须纠正。因为据“国际经验”,大学毕业生不工作是正常状态。只是这些报导并未指出这是哪些国家的经验。   不知道那些坚持中国现在已经全面市场化的中国专家们,从这条消息中能够读出市场化的资讯来否?   从数字看畸形教育现状   一、公共教育经费居世界上最低。据中国自称,二○○○年中国的教育经费占全国GDP的2.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鉴提供的资料仅为2%),比一九八 ○年的2.5%下降了0.2个百分点,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5.1%),更是远低于台湾近十余年高达6%以上的水平。根据联合国的批评,这个数字仅仅是联合国所建议的三分之一;而且政府公共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   二、前现代化农业社会的国民受教育程度:中国政府定的脱盲(即非文盲)标准是:城镇居民识2000个汉字,农民识1500个汉字,能够看懂浅显通俗的报刊、文章,能够记简单的帐目,能够书写简单的应用文。即使以这一低标准衡量,据二○○○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成人文盲(十五岁以上)数量还高达8500万,成人文盲率也还有8.72%,此外还有一亿的半文盲。笔者在此还得指出一个让中国政府不痛快的事实:中国报刊上常用汉字高达8000个以上,按中国政府钦定的脱盲标准,上述非文盲既无法读报,更无法接受任何稍微复杂一些的技术训练。   三、在校大学生占适龄人口(十八至二十二岁)的比重:二○○○年中国这一指标为4.39%,即使是按近两年中国高校疯狂扩招的结果,二○○二年也只达到7.03%,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的水平。   四、在校贫困大学生比例偏高。近年来,由于“教育产业化”政策的推行,不少中国家庭无法支付日益昂贵的学费,贫困大学生数量增大,成了高等教育中一道让人感到悲哀的风景线。据调查,在北京大学、清华、复旦这类一流学校中,贫困大学生(每月伙食费150元人民币)比例为15%;而在普通高校中,则高达30%以上。这些学生因长期吃不饱饭而营养严重不良。在就业机会稀缺的中国,不少大学生被迫卖血、求乞,女大学生被迫卖淫。作家何建明经过两年多调查,写了一本反映贫困大学生群体的报告文学《落泪是金》,里面记述的悲惨故事催人泪下,笔者读后数日郁郁。另一位名叫陈杰人的记者去年五月二十二日发表了一篇《女大学生卖淫调查》,引起当局震怒,受到惩罚,刊登该报导的《青年参考》杂志主编被撤职。   现在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教育赔本,在大学教育这条独木桥上走的人还越来越多?   知识型劳力严重过剩的原因何在?   中国的“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现象不会是一个短期现象。由于中国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且农村经济凋敝,大量低素质劳力过剩。而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则被分割为正规部门(又称现代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传统部门)。这里的所谓“正规部门”是指那些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比较高、工作比较稳定的大公司和政府部门,就业机会通常非常有限;“非正规部门”是指工作没有保障、报酬低且不稳定的一些个体小企业和临时性工作机会,低素质劳动力往往只能在非正规部门如矿山、建筑业寻找低薪而辛苦的工作。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一般不愿意考虑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尤其是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人,由于没有生存压力,有可能花费较长时间在正规部门里寻找就业机会。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扩张过快,向社会供给的知识型劳动力越来越多,与此同时,现代部门又未能同步提供就业机会,结果必然出现“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   在中国,“知识型劳力过剩”既是教育深化的结果,同时也刺激教育的过度扩张。在九○年代前期,中国的失业者主要是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父母为了避免子女成年后面临失业的风险,往往倾囊而出,让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而到了九○年代中期,中专毕业的劳动力也难以找到工作,家长被迫支援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家长和学生的“理性选择”在宏观上却产生了一个非理性的结局: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越低,愿意在大学本科教育上大量投资的人反而越多,这就是没有任何出路的农家子弟今年报考人数反而上升的原因;反过来,这又刺激了大学的持续膨胀,导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进一步下降。这种结局一方面意味着“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在中国将会长期存在,另一方面又表明大学教育的过度扩张造成了对劳动力的“过度教育”。   教育的过度发展与“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的互动必然造成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当和投资效率低下。一方面,受过相当教育的知识型劳动者处在闲置和半闲置状态中,这是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另一方面,教育的过度发展又虚耗了产业发展所必须的物质资源。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应与其国情相适应,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教育投资越多越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否出现“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现象,也是检验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展程度的标志,无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什么水平,少数都市的发达程度有多高,只要存在着“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现象,就说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可能陷入了瓶颈。   上述分析展示了一幅奇怪的图景:中国目前人口总体受教育程度偏低,文盲半文盲率偏高;公共教育经费投入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世界各国是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国民收入偏低,而教育产品的消费偏高,远远超过了一般家庭承受能力,成为中国人消费的奢侈品;号称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却消化不了高素质劳动力,导致中国在文盲率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形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的问题。而政府能够想得出的解决办法.居然是在吃财政饭的人员过多(1/28人,即28个人供养一个官员,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 空前的1/9人,如陕西省黄龙县是九个农民供养一个干部)的情况下,还要推出“一村一个大学生”这种饮鸦止渴的办法。   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凡考察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前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国民教育。综合上述资料,可以断言,中国的教育有病,病根则在于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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