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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文集(政右经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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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

对改革必须进行批判性审视 这里所谈的“批判”,并不是“文革”语言中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谩骂,而是对问题进行条陈缕析,说清楚利害关系的一种审视和检验。其目的是通过这种“批判”看清“局”中的某些问题,使改革得以向纵深推进。 其实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场改革,都是对旧秩序的一种颠倒和社会利益的重新配置,势必要遭到各种各样的反对。为什么我国在80年代会出现那种以意识形态标准来划分改革与反改革阵营的情况?原因在于人们刚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非常担心左的回潮,担心走回头路,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局面:谁对改革持有批评意见,谁就会被看作是反改革派。这种划分过于简单,改革中出现问题,应该允许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公开的传媒指出来,并加以讨论。因为问题并不因为不允许谈就不存在,采取“驼鸟政策”回避问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个人认为,对改革的批判应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是改革目标的批判,二是对改革过程的批判,三是对改革方略的批判,四是对改革手段的批判。我所写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其实就是对改革过程偏差的批判。考察发展中国家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矛盾:所有的不发达国家在政策上都赞成更大的平等,它们在计划工作中通常突出地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当作一个实际的目标。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宣布政府的目标是通过让极少数的特权阶层更富有来创造更大的不平等,它们都自称坚持平等理想并正在制度层面上落实这一理想。但实际情况却表明:赞成更大平等的郑重宣言与明显的更大不平等的趋势之间存在着自相矛盾的问题。对于这个矛盾的解释必须与不发达国家的权力分配联系起来,比如当代中国正是在改革过程中,产生了权力市场化的劣变,严重变形的权力之手介入国家资源分配,才导致在短短十多年内,迅速走完从平均主义到贫富差距过大这一段漫长的路。这一点说明,我们必须要对前20年的改革手段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和检验,否则就无法解决层层累积的社会问题。 要言之,对改革过程偏差的批判的着力点应该回到改革过程发生的原点来。这个原点就是: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权力大规模地介入国家资源配置。这里仅举两例: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我国有两项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不可不处理,一是国家资源的管理配置,二是庞大的国有资产。我国现在的“模拟市场经济体制”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最主要的差别,那就是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政府代行市场功能,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国家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猖獗。而国有资产管理方式的严重缺陷,又使得国有资产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寻租的“猎物”。有此两点,我国在理论上坚决反对私有化的同时,却有少数权力圈中人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完成了私人资本原始积累,从而造成了这样一种与改革目标相违背的格局:一部分人承担改革代价,另一部分人却享受改革成果。而这种格局的形成,引起了社会种种不良事后反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 对改革方略的检讨其实也必须进行。比如我们现在这种以经济发展为最高导向的改革方略就颇值得检讨。因为一个国家如果仅以经济发展为最高导向,只以金钱来解释成功,就会导致全民群情汹汹地追逐金钱,置具有超越性的社会目标于不顾。一个社会如果有50%的人追逐金钱,还有另一部分人却致力于其它方面的社会建设,这个社会还不能说是病态的。但如果绝大部分人都将追逐金钱悬为自己人生的最高目标,整个社会充斥着患了金钱迷幻症的人们,这个社会就只能说是病态的。因为一个国家毕竟不是一个巨型公司,国家领导人的职能也不是董事长,国家的发展需要更高层次的理念导引。 追根溯源,中国社会现阶段的社会动力(金钱至上)及社会交易规则(权钱交易)的形成,完全是制度的产物。本人曾多次谈到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个本质的区别:发达国家制定新法规的难度相当大,需要经过反复争论才能出台,而一旦出台,执行起来就毫不含糊;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则都有这样一种通病,出台法规容易,而执行起来却严重走样。如我国近两年平均每18天就出台一项法规,但整个社会却陷入有法不依、执法者违法现象越来越严重的局面,以至于中央政府不得不将反腐败的重点收缩到反司法腐败与军队腐败这两个重点区域。究其根源其实并不复杂,因为在全能政治下的权力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必然造成价格的扭曲:只要公共政策是由非市场力量所决定,那么在缺乏有效监督和有效政策手段控制的情况下,这些政策(包括法律)就具有增大扭曲性的巨大潜在可能。 要言之,对改革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和检验必须超越意识形态的限制:批评改革未必是反对改革,爱之深才责之苛;如果总是超越不了“左派”“右派”“改革”之类的阵营划分,必将限制我们对改革的反思向纵深拓展。目前有些争论,其实完全是在对改革缺乏常识判断的情况下展开的,这类争论再轰轰烈烈也无助于解决问题。所有的现实都向我们发出警告:对改革的认同已不应该局限于名义,而应该看其实质内容。批评改革者未必都是“左派”,拥护改革者还得看他拥护的是什么内容的改革。 对改革做价值判断的必要性还有下列事实作为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理论提倡价值与事实分离、轻视价值判断的“纯科学研究”,最终使政治发展研究丧失了提供政策研究的资格,并导致了当代政治发展研究的衰落。以此推导,如果我们放弃对改革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和检验,只会导致改革过程偏差的加大。 单纯的“经济改革”能否通向成功 对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现在最使他们困惑的一个问题是:社会进步是否可以只通过单纯的“经济改革”达到? 近20年来,关注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一些经济学家们开始系统性地研究经济力量与社会制度、政治安排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一般来说,社会发展其实就是人类扩张选择的一个过程,经济增长的基本目标也是扩张人类选择。经济增长往往通过三种途径达到,一是扩大资源基础和积累资本;二是通过教育、提高人的素质等方法来改善人力资本;第三则是通过改善制度结构。制度对人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通过塑造动力,以及通过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则而实现社会进步。成功的制度创新往往能对个人和社会选择权利起到很好的影响,并通过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率的组织经济活动的途径而对发展作出贡献,最后通常导致经济基础性的调整。 在这里必须将中国放置在国际大背景里考虑,也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其实也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一样,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如果仅从经济学意义上考察已失去了意义,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学的发源地是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用纯粹的“经济术语”──总量概念的就业与失业、储蓄、投资与产业,以有效市场为先决条件的需求、供给及价格──进行的分析可能有意义并得出合理的推论,那是因为这些概念、模型和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的理论相当符合发达国家的现实。但在不发达国家不能用这些方法,除非是想让分析离题和严重错误为代价。当市场不存在或高度不完全竞争时,不能运用上面提到的那些假定的(以及许多其它的)经济术语。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经济学是门经验科学,实践变了,理论就得跟着变。运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脱离了观念和制度。在发达国家,观念和制度或是被合理化,达到了给予经济发展以动力的程度,或是进行快而稳的调整,这个假设在不发达国家并不成立。我们是亚洲国家之一,在这里可以先考察一下其他亚洲国家的历史及现状,有助于我们认清自己的问题。 所有亚洲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社会的不平等原则。在19世纪以前,不平等原则主要是由出生所造成的不平等,人们因出生而简单地处于不同的社会等级中,而各个阶级具有其自身的义务和功能。19世纪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殖民者的到来,导致了一个新的阶级——小企业家组成的中产阶级以及受过教育的新贵们——的形成,为原来的不平等注入了新的内容。这些受过教育的统治精英们在亚洲20世纪的历史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以后用暴力对亚洲社会权力结构进行破坏的社会革命中,少数精英成了号召者与组织者,而亚洲的群众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必需的能力参与现代的政治活动。在亚洲,以前的社会不平等原则依旧沿袭下来,阶级等级观念仍然具有很大的生命力,这些国家的人民绝大部分仍然将自己视为传统政体下的“臣民”而不是新的民主国家中的“公民”。那种自上而下推行的政治制度和民主仪式如选举等,只能变成使统治阶级的权力合法化的工具。正如一些对亚洲各国选举制进行过深刻研究的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被看作民主统治必不可少的公众选举,在实际上也常常意味着以向参加者行贿的方式来对政治过程进行操纵。亚洲的人民在选举仪式上仅仅是一些观赏节目的旁观者。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只是将选举时期当作可以通过出卖选票的交易而为个人争得一些小额收入的时期。选举过程没有真实的选择,这样的选举也不会导致较大的社会或政治的变化。在形成独立精神方面非常重要的民间结社活动,也通常处于国家控制或管制之下,任何一种社团(包括学术团体)在成立以前都必须通过政府有关机构审批,而且任何社团都不准参加政治活动。普通人民都将政府看作是行动指南,习惯于社会条件的不平等和根深蒂固的命令等级制,因此如果新的军事或政府精英们获得比其他人更多的“自由”或“特权”,这对大多数人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一般而言,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们总是强调自己国情特殊,借口自由、民主、人权等只是西方文明和历史经验的特殊产物,而放弃政治民主制,只是坚持以物质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认为社会的安定与和谐高于一切——这就是所谓的“亚洲价值观”的核心内容——这种类型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对这些国家的生存来说确实是基础性的,但却导致了更大的集权和更严重的不平等,所有经济发展的成果都通过权力市场化而流入了少数特权者的口袋里,而广大人民却被排斥在分配财富的过程之外。这些发展中国家元首的财产不断增加,中小腐败者搜刮财产比比皆是。即使放置到世界范围内,亚洲国家统治者的私有财产都名列前茅。在资源的有限性与条件的不平等性状况下进行的现代化与工业化,不仅没有解决原有的社会问题,反而使饥饿、贫困、暴力和下层人民生活悲惨的问题更为突出。人口大量过剩、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的对立与冲突、源于制度结构的社会性腐败、社会不公正、技术转移和发展的高成本问题、技术官僚的出现及政府机构的膨胀等,构成了这些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发展受到严酷制约的“命运环境”。以腐败闻名于世界的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曾根据切身体会对自己的国家作出了深刻的剖析:“看起来存在着个人的而不是全民的进步。每一个人为了个人的生存拥有自己的策略,但是不存在为了全民生存的策略。”?由于现代社会的民众都很清楚他们的贫困是一种社会的产物而不是命中注定的东西,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不仅削弱了社会的内聚力,而且破坏了维系社会的政治纽带。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不发达国家虽经多年经济发展,许多国家甚至连起码的政治稳定的目标也未能实现,一直处于动荡混乱之中,单纯的物质上的现代化与工业化使得经济发展缺乏起码的政治基础,最终威胁了政治精英们自己,马科斯与苏哈托的下台只是其中两例而已。从去年以来亚洲社会不断发生的动乱表明:纯洁“亚洲价值观”的时候到了,必须改变放弃政治及社会改革的现代化思路。 中国的问题与亚洲的问题有类似之处。在中国,脱离经济问题的政治内涵来侈谈经济问题,就有点象编织皇帝的新衣一样,在制作伪理论,从而永远使经济问题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从来就只有问题,而没有所谓“纯粹的经济问题”。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这些问题往往相当复杂,经济理论通常排除在外的因素在这些不发达国家里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西方的经济分析方法,其理论和模型是把非经济因素排除在外的,如将其用之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便导致对现实概念的严重扭曲。 由五个三中全会文件赋予政治合法性,并由十五大继续加以肯定其方向路线的中国经济改革,从其起源来看,就是政治行为,而不是经济行为。在改革中牵动国家每一根神经的资源分配,其实完全是市场前权力分配的结果,它根本不是产生于经济行为,而产生于政府行为。仅这两点,就可以说明,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必须要考察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否则得出来的结论可以说对中国的公众,尤其是弱者来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嘲讽。但我们却将它看作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但其实观诸世界各国,所谓现代化道路,又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仅仅只是通过“经济改革”而成功到达目的地?现代化道路其实就是个制度创新过程,而制度创新包含着三个层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创新,二是财产所有权的变革,三是政府行为的改革。这三个层面之间其实就是一种互动关系,某一方面的滞后,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失衡。中国经济改革所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其根源都深植于非经济领域。近年来呈日益蔓延之势的贪污腐败行为一方面表明,现存制度确实存在严重缺陷。另一方面还向我们发出警示:配置资源、动力、信息的制度安排必须加以根本性的转变;没有这些变化,经济活动将日益丧失效率和生产力,收益将归属于各类寻租者而不是真正的企业家。所以舍弃中国经济问题的政治内涵,只谈经济改革的改革,说穿了就是一种跛足的改革,或叫做“夹生饭改革”。这种 “夹生饭改革”或能收效于一时,但它所积累下来的问题,最后必将以一种更为复杂的形式使社会承担改革代价,拉美国家与东南亚诸国的金融危机,其深层根源其实就是社会发展失衡。比如中国,自上而下地进行了20年改革,其实也就是将财产所有权的变革完成了一半。说是一半,是因为现在的私有财产还不受宪法保护,还有个为市场经济立宪的大问题,在意识形态的创新与政府行为的改革这两方面,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然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比较乐于接受有关经济改革的建议,而不太喜欢听取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将制度原因归咎于官员个人素质更是普遍的遁辞。在我国还存在一种惯常的作法,即将次要问题升级为根本问题,并试图通过解决这些次要问题来解决根本问题。如自从十五大以来,部分人认为可以通过扩展私人部门(即私有化)来达到社会发展的目标。不少地方的政府官员在此种认识的误导下进入了另一个误区:认为只要将国有企业尽快出售,就可以改变其低效率状态。持这种看法的人忽视了另一个事实:产权重组(亦即所有制改革)只改变了企业的激励机制,却并没有给企业从根本上创造出一条生路。也就是说,在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为改变财产权利与财产责任相分离而进行的产权重组只是为企业生存提供了基本条件,而通过改变企业的社会制度环境,促使企业改变自身的治理机制更是关键因素。这一点有事实为证,自1998年开始,亏损、倒闭的不再是国有企业,市场经济的天然之物——民营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也开始大量亏损。大量民营经济的滑坡,对整个民族经济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其影响可能超过国有企业改革所造成的波动。基于这种现实,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方私人企业制度运行成功有其特有的制度基础,而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显然缺乏帮助私人企业制度发展的因素。部分敏感的经济理论家已发现,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很快就不再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因为这已经形成共识并落实为行动),而是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而经济结构是否能调整成功,却必须有赖于企业生存的制度环境,这就是90年代发展起来的超产权理论的大背景。 改革必须注意公正 另一个必须考虑而被一些人当作必须支付的“改革成本”的问题是社会公正问题。 人类历史上的每次改革(包括革命在内),其本质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包括重新分配社会的政权、财富、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而分配原则必须要符合当时社会中人们承认的公正原则,当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对这一社会中通行的分配原则认可时,这套原则就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了道德合法性。如改革之前,牺牲了机会均等的结果均等,在当时被认为是合理且能被接受的。但公平正义等观念却又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的,有其时代含义。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小农式公平观念被破除了,中国需要建立新的平等观与正义观,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看待改革中的公正问题。 这里必须先厘清一个问题,即正义与平等这些人类基本原则是否有国界。自从启蒙时代以来,正义、公平、自由、人权这些人类基本原则其实有其确切含义,尤其是社会公正问题,因其牵涉到社会财富的分配,其涵义更是非常确定,具体说来有三点,第一是起点的公正,即机会均等,第二点是过程的公正(这牵涉到竞争规则的公正),第三点是结果的公正。社会公平的第一原则即机会的均等,在西方社会那种市场经济体制下已不成其为问题,这些国家所苦的是结果不平等。罗尔斯的名著《正义论》发表于1971年,完全适应了当时美国调整分配原则的需要。罗尔斯阐释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基本原则是美国独立宣言中承认的原则,第二个差异原则主要强调以补偿原则促使第一个原则的实现,意在关怀弱者。由于世界现代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西方文化认同的过程,这些原则对人类社会有一定的普适性,不管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只在处于现代化进程当中,大概不应该对这些大原则的基本要义进行质疑。 但是每一个国家都有具体的国情,因此负责对现实作出解释的社会科学却有着明显的国界。要言之,一个国家的思想家或其它社会科学专家,要想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就必须对他们所处的社会现实作出有效的解释和回应。因此讨论到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公正问题,就必须充分考虑现阶段我国的不公正到底是什么性质。 反思我国改革的全部问题,就会发现我们的结果不公正,其实就源于起点的不公正与过程的不公正。一个在银行掌握贷款权的银行职员或在国有土地部门掌握土地资源分配大权的公务员,在致富的竞争起跑线上已远比一般平民百姓遥遥领先。可以拿到各种批条的特权阶层或与特权阶层有瓜葛的人,其致富的能量更远非普通公众可以相比。再加之在股市、期货、房地产等几大泡沫经济领域中,充满了各种黑箱操作。某些稀缺物品供给中价格双轨制的长期存在,使人们发现寻找计划调拨价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所形成的“租金”要比发现新市场、开发新产品、提高企业效率等简单易行,且能得到更多的“利润”,于是都放弃了提高经济活动质量的努力。随着行贿受贿的流行,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些分利集团,交易费用(贿赂成本)逐渐上升。所谓“招标”“竞投”等表面上的竞争规则完全处于一种不透明的状态,在此情况下开始的积累财富大竞赛,根本不可能产生什么公正的结果。其结果就是目前这种状况:一部分人享受改革成果,另一部分人承担改革代价。 所以中国从80年代以来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之争的内涵,从根本上就与西方发达国家“公平与效率”之争的内涵相异。在发达国家,与“效率”相对的“公平” 是指结果平等而言,因为竞争出效率,但竞争的结果有输赢之别,取消输赢之别的平等无异于取消竞争,因而会影响效率,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效率与公平的选择确实陷入了两难之境。然而即使在西方,在第一公正原则(即起点的公正)实现了的条件下,也从来没有人认为竞争过程的公正与效率不兼容,因为过程的公正恰好是竞争得以实现的前提,从而也是效率的前提。因此对于我们这个正在为起点及过程的不公正所苦的社会来说,一些理论家们老是过分地强调“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实在是完全不顾及社会科学要解决的问题存在着国界之分。可以说,在我国现阶段,先得解决起点不公正的问题,让权力从经济领域中退位,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所谓“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这类问题,正确的选择只能是,也只可能是:公正至上,效率自在其中。 在“单纯的经济改革能否通向成功”一节里,其实已涉及这一问题。发展中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与我国改革过程中暴露的社会事后不良反应都表明,平等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收入分配领域,在19世纪及20世纪上半叶,英美等发达国家确实为了社会的效率,容忍了一两代人的不公平分配,甚至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丧失尊严、品质恶化、金钱压迫、不安全感、社会动乱等等。但是今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有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前,人民的福利意识普遍增强,大家认为,贫富差距过大远比普遍贫穷更难忍受,平等应是一个可以在实践中付诸实施的政策目标。所以在下一阶段的改革中,必须考虑进行分配制度的改革,并且将公平作为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起始目标。 上述情况说明现阶段我国贫富差距形成的根源本来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亦即主要不是通过市场力量形成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将解决的矛头对准产生矛盾的根源,否则一切努力只会成为事半功倍的徒劳之举。 “夹生饭改革”造成的“经济断裂带” 这种单纯的“经济改革”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断裂带,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金融经济与实物经济的巨大断裂,二是实物生产与消费的巨大断裂。 金融经济与实物经济的巨大断裂是由金融体系本身的巨大病灶所引起的。笔者曾发表《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的金融危机》(《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一文,谈到中国存在的金融风险隐患是南韩式、墨西哥式与泰国式等几种因素的混合。这里再简述一下其基本含义: 所谓“南韩式”,指的是南韩大企业集团与银行之间的不良信贷关系。这一点与我国国有企业与银行之间巨额债务链极相类似,我国国有企业的平均负债率高达 83%以上,基本上借自国有银行,整个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率约为30%, 1997年亏损总额达到1300-1400亿元,相当于国有银行自有总资本金的4倍多,银企关系正处于不断恶化之中,国有银行的自有资产至1996年底已下降到3%左右。这种高比例的不良贷款,大大削弱了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和支付能力,孕育着支付危机。1998年6月海南发展银行倒闭,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存在高比例的不良贷款。金融系统对企业债权的“软资产”与对居民储蓄的“硬负债”极不对称的趋势,使我国金融系统对内支付链条随时都有可能断裂。这种状况如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则不能否定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突然崩溃导致社会动荡和经济严重衰退的可能性。 所谓“泰国式”,指的是两点:一是投资导向有误,在房地产业上积压资金过多。虽然早在1993年整顿开发区时已看出此问题的严重性,但由于该行业的回扣率高达工程总额的10-15%以上,但还是有不少新项目由于企业负责人个人利益驱动而投入建设,这就使商品房在存量还远未消化之际,又不断产生大的增量,据统计,到1997年底,我国商品房存量已达7135万,比1994年底的3289万平方米多了近4000万平方米。 这些商品房空置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国商品房售价与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高居于世界各国之首,作为中国居民主体的中低收入者,根本无力购买价格高昂的商品房,房地产市场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因之产生了巨大的断裂带。 与泰国式危机相类似的第二点是在金融体制调控机制不健全时过分依赖外资,埋下金融风险隐患。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的的机率大大增长。近4年来,中国已成为第三世界的头号引资大国,是世界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引资大国。但从国际收支状况看来,除了外债与GDP比例呈良性之外,其余如外汇储备与短期债务比例、外汇储备支持进口时间、经常项目逆差与GDP的比例、外汇储备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外国直接投资 + 经常项目逆差与GDP的比例等5项主要指标均已超过国际警戒线或国际标准。虽然中国总是强调中国国情特殊,不能仅以国际通行标准来判定中国外汇储备是否过多,但上述指标严重偏离常态至少说明中国外汇储备增长快速增长应该放缓。国际上通常用将储备转化为生产性投资所能增加的产出来表示持有外汇的机会成本。考察中国的实际情况,尽管企业经营效率、投资配置效率,甚至整个经济体制都很不理想,但这种低效率还不应该低到投入产出比例比外汇存款和购买国外债券的收益还要低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持有过多的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相当高昂。 所谓“墨西哥式”,指的是资本大量外逃的问题。中国自1985年以来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比例达到了52.3%,超过了80年代世界上15个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在进入90年代以后接近甚至超过了每年新增的外债额,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与阿根廷的第四大资本外逃国。换言之,在中国政府大量向国外举债的同时,却有超过外债一半的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失,也许是永久性地“消失”在国外。从1989年至1995年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约有500亿美元未经政府批准。 国际经验表明,任何国家的大量资本外逃都会对当事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潜在的金融危机。资本外逃严重时,可成为导致国家破产的一股力量,最终会造成国内政治骚乱增加,并引发全局性的金融风险。更重大的代价是在未来数十年中,国家的信用等级在国际社会中将大大下降。 上述三点表明,我国确实存在金融风险隐患。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如果说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其对外支付链条断裂,那么我们则在于对内支付的链条随时都有断裂的可能。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危机,比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更难应付。(详细分析及资料来源均见本文集《世纪之交面临的金融危机》一文) 实物生产与消费之间也形成了一个大的断裂带。近几年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究其原因,除了上述的金融状况恶化之外,还在于我国的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产生了大量无效供给;其次则是社会分配不公,广大中低收入者购买力不足。到1998年,中国经济的疲软态势较以往更甚,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所带来的种种问题都已暴露无遗。 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这种巨大的断裂,对我国经济发展十分不利。可以说,我国目前的商品过剩是在社会分配不公、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广大中等收入者收入水平低下、消费层次不高,尚存7000万贫困人口的情况下的过剩,这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收入型的相对过剩有着本质的不同。认识清楚这一点,对判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详细分析及资料来源均见本文集《中国经济的断裂带》一文) 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的巨大断裂,使中国除了制定应付危机的短期策略之外,还必须考虑改革方略的改变。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命运 中国从一百多年前开始的现代化历程及其绩效,迫使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现代化道路进行深刻反思。 毫无疑问,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工业化,但这并不意味着除了工业化之外,其它方面无需改变。从工业化的历史角度来看,可以把世界工业化过程分为4代:以产业资本为轴心的英国工业化为第一代,依靠金融资本进行工业化的德国、美国为第二代,国家承担工业化的日本和苏联为第三代,第二次大战后获得成功的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NICS)的工业化为第四代。第四代工业化的国家在以美国和日本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中,除了获得资金以外,还能获得机械设备、技术和市场。正是利用了资本主义体制中的这种国际分工,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创造了经济奇迹。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过程相当漫长,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可以被视为早期工业化运动,自本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以重工业为主要内容的工业化可以被纳入苏联式的第三代工业化。而自80年代开始,中国又以迟到者的身份开始迈向第四代工业化。在四代工业化进程中,我们至少附上了其中三代的骥尾,但所建成的整个国民经济却还只是“包装在薄薄一层比较现代化的科学和工业‘外壳’之内,而构建在前工业化落后的巨大基础之上”,这的确需要痛加检讨。尤其严重的是行将进入世纪末,在世纪初就已折磨着中国的几大问题,如人口问题、教育问题、农业内卷化(边际效益递减)问题、社会不公正、政府的贪污腐败等,无一不以更复杂、更难解决的形式凸现在我们面前,更加深了我们现代化建设的难度。 这一切问题都表明,中国的经济改革早已不能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如产权我多元化为切入口来解决。因为企业之所以成为今天这种企业,完全是制度环境所造成。企业的历史命运其实只是一个民族现代化命运的缩影。 回顾中国经济改革20年,就会发现中国的企业发展导向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78年至1993年,这一阶段是商业活动、商业资本主导经济活动时期,商业活动获利最大、最快,主要表现为地区间的商品交换。到了1993年宏观调控以后,企业发展进入另一个阶段,即产业资本主导经济时期。这一阶段商业活动的平均利润下降,产业企业获利能力大大增强,凡以产业为主导的地区经济,如广东、浙江、苏南等地区,这一时期都获得长足发展,而以原料与市场为主的地区都渐渐落后,地区差距更形扩大。但到了1997年,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新变化,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增速放缓,市场热度减弱,经济结构失调表现更为突出,市场供求关系出现了巨大的断裂,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之间的断裂带也日益加宽加深,金融系统对内支付的链条也随时有断裂的可能,这一切使中国企业面临着极大的考验与挑战。就在中国企业被产权改革、下岗、再就业、消除不良资产等一连串举措折腾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又被“知识经济”一词弄得目瞪口呆。据说在发达国家中,知识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在不断上升:20世纪初为20%左右,70-80年代为60-70%,90年代后则相对提高到90%。以此来衡量,我们虽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行了100多年,但仍然是迟到的后来者:世界经济论坛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1996年发布的国际竞争力报告表明,在46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的科学技术要素排名28位。其它几个二级指标的排名更不容乐观:基础研究排名第32位,技术管理指标排倒数第三位。研究与开发资源(R&D资源)居第6位——这一项指标排在前面主要得益于总人数位居第二与企业人数位居第四,科技教育排在第39位,获得合格工程师的难易程度排队第44位,企业技术开发财力则排到第45位,倒数第二。 以奠基于这种知识基座之上的国家竞争力去追赶别人,当然很累。中国企业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而且这压力也不是凭借企业组织形式以及产权形式的改变,如组建 “强强联合”的企业集团之类就可以消解的。因为说到底,企业的知识基座奠基于社会的制度环境之上,而制度环境的优劣以及全民素质的高低,最后都会反映在企业竞争力上。企业完善自身的功夫再好,也没有办法去和社会的制度环境对抗,而只能顺应它以求生存与发展,比如这种制度留下了巨大的寻租空隙,企业就只会产生行贿冲动,与掌握各种资源配置大权的政府官员进行权钱交易,否则就无法图存。可以说,中国的“制度环境”,已经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力量,左右着政府行为、企业行为以及目前的改革走势。被这种结构性力量所左右的中国企业,以及同样被结构性力量所左右的中国金融行业,它们又能够怎么办?虽然知道结局不好,但在这种结构性力量作用下,还是不由自主地朝着大家主观上不希望出现的结局狂奔。 这一切意味着我们已经不能再沿着传统改革思路走下去。 一百多年前,我们的现代化思路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目标设定为“富国强兵”等,而始于20年前的经济改革,也基本上是“体用”思想(马克思主义为体,西方科学技术为用)做改革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我国现代化的格局只重视国家的生存权与经济发展权,而放弃在意识形态的创新与政治制度的变迁上作根本性质的努力。放弃这种努力或努力的方向不对,就决定了我们这个“后发外铄型现代化”国家虽然在现代化道路上步履蹒跚地走了一百多年,还只能是个现代化道路上的迟到者。而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没有原创性的文明贡献给世界,就只有被人家拽着跑的份,这一点毫无办法,求助于民族主义这种新型宗教,盲目自大地说几声“不”也无济于事。 历史表明,不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起步时,所拥有的资源比发达国家当初进行现代化的时候确实要少,所拥有的人口则要比发达国家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不发达国家在进行现代化的努力过程中,确实要保持头脑清醒,要有长远眼光,考虑为企业构造合理的制度环境,为市场制度设定一个行之有效的法律框架。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曾对发展中国家提出警告:“一个明显的事实在经济学著作中令人难解地被隐藏起来,即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对不发达国家发生了并正在发生一种总的说来有害其发展前景的影响。”-因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异不是范围上的,而是性质上的,认为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只是落后了若干年的“时间滞差论”,其理论基础是“发展阶段论”,而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偏见基础上的。在现代化的路上我们追赶了一百多年,现在最要紧的是认识我们落后的本质是什么。建基于零星引进的先进技术上的企业,有如建立于沙滩之上的大厦。如果再不在构造社会制度环境这方面下功夫,继续坚持跛足的现代化,恐怕再过一百年,我们也还是现代化道路上的落后者。 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理论勇气,对有关贫穷、分配、财富增长的各种政策的政治、经济、哲学基础进行批判性的审视与检验,并建立新的价值理念体系,从而使我国的经济—政治建构发生历史性的改变。 (14100字) 注释: ? 桑巴特×钱堂冯:《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制〉与第三世界》,见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合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商务印书馆1992年9月第一版。 -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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